战后日本社会观察 | 第一章:在废墟上 | 所食及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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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9年3月30日

现代社会的人们兴许能达成一则共识——文明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能在细节上一点一滴地影响他人生活。

野蛮也一样。

《战后日本社会观察 | 第一章:在废墟上 | 所食及所居》

无疑,战后重建期的日本在以奇迹般的速度迅猛发展。但无论其发展速度有多令人咋舌,都无法立刻消除社会环境的野蛮。而社会环境的野蛮,又会从无数的缝隙中渗透进各行各业,最终影响到普罗大众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食品、药品制造行业与民生连接得极为紧密,其中任何闪失都有可能对个体造成极大影响。正因如此,对于全世界任何维持着正常运行的国家机器而言,食品及药品安全都应当是重中之重。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始终为人诟病,相关新闻读者的反应已经渐渐从愤怒变成麻木。而在中国这些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中,三鹿事件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件。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至今已过十年。自2008年6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便陆续收到肾结石患儿的病例。2008年9月5日,新西兰官员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13日,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Ⅰ级响应机制。政府承担患病婴幼儿的治疗费用,有关部门开始调查三鹿奶粉的生产制造,质检总局对国内市场上流通的所有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检查。据统计,截至2008年9月21日,接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儿接近四万人,住院中的有12892人,已治愈的1579人,死亡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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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鹿事件 相关新闻报道

事件最后,三鹿集团破产。获死刑、无期徒刑判决的罪犯各三人,获有期徒刑15年、8年及5年的各两人。多名官员被撤职、降级或记过。中国奶制品无论出口还是内销都受到了极大影响。《食品安全法》也在次年被修订。2009年6月1日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十年过去了,看着这些数据,笔者仍感到心有余悸。这件事对中国奶制品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公信力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64年前的日本,同样是巨头企业,同样是奶粉中毒。只不过三鹿集团加的是三聚氰胺,而日本的森永奶粉加的是砷化合物(包含三氧化二砷)。也许这个学名对大众来说很陌生,没关系,三氧化二砷还有一个我们很耳熟的名字——砒霜。

1955年6月,日本西部的许多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现腹泻、吐奶、发烧等症状,而这些婴儿所食用的奶粉,均为当时日本市场上最大的、占一半以上份额的森永奶粉。在8月末事件公开前便已经有22名婴儿因此夭折。森永打算以低廉的慰问金息事宁人。家长不满,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下称“全国协会”),要求森永公司承担受害婴儿的检查及治疗费用,并对受害家庭进行补偿。日本厚生省出面调解矛盾,成立了所谓的调查组。但那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发展”而狂热,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调查组”表面公正的嘴脸下实则是对企业的无理袒护。森永在分裂“全国协会”、贿赂官僚及收买医生、控制媒体上所做的手脚,加上当时日本民众对砷中毒的一无所知,使得森永奶粉事件在12344名受害人及130位夭折的婴儿所在家庭并未得到公正对待的情况下强行“结束”。1956年,“全国协会”解散,媒体也移开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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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游行中的受害者家长

然而,罪行的影响不会因此消失。砒霜到底还是加在了奶粉里,喂给了新生儿们。当年,由于森永奶粉生产规模庞大,鲜奶供给不足。森永进而选用非鲜奶原料,并加入磷酸苏打作为稳定剂。但同一种名称的化学制品在工业、食品和药品上有不同的标准要求。用于工业的化学品含有更多杂质——比如工业用磷酸苏打里的三氧化二砷。部分受害婴儿因此出现了脑瘫、癫痫等症状,即使是相对幸运的孩子,也要遭受后遗症的折磨。森永不予理睬,政府敷衍袒护。为受害儿童奔走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愈发不堪,最后剩下的几个人甚至曾落魄到露宿街头的地步。“人命关天”的“玩笑”,日本人说穿了一场二战,好像也没有说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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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砒霜奶粉事件中的冈崎哲夫

直到1966年,在冈崎哲夫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冈山县医院对当时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发现他们的病症都可能与“砒霜奶粉”有所关联。大阪大学丸山教授随即展开调查,并在1968年发表的“丸山报告”中证实了毒奶粉与受害儿童症状的关联。一把重如泰山的“实锤”砸向社会,舆论随即出现剧烈轰动。同年,日本政府颁布《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最终,在1973年11月的终审法庭上,森永被判有罪,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当然,相对于130条生命而言,这样的量刑荒谬得无以复加。不过从此以后,森永公司每年必须支付超过十亿日元的资金作为对受害者的赔偿与照顾。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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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等来胜诉判决的受害者家长

 

其实,大众在看到此类事件时,痛心之余也难免会有一点侥幸——自己和自己的亲朋没有被波及到,姑且算是一点幸运吧。但本篇开头就已经说过:”社会环境的野蛮,会从无数的缝隙中渗透进各行各业,最终影响到普罗大众的生活。“

总有一些事情是你逃不掉的,或者碍于沉没成本而狠不下心逃跑的。我们也许逃得掉三鹿奶粉、逃得掉劣质外卖,但逃不掉雾霾。50多年前的日本人也一样。他们也许逃得掉砒霜奶粉、逃得掉劣质罐头,但逃不掉环境公害。

社会环境的野蛮渗透到工业,工业排放给自然,再由自然报复给民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日本四大污染疾病”——熊本县水俣病、新泻县水俣病、富山县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这些都是被教科书所记录的公害事件。

水俣病,最早发现于熊本县水俣市,是由水银中毒而引起的慢性神经系统综合症,表现为共济失调、手脚麻木、全身肌无力、周边视力丧失、听力和语言能力受损,极端情况下可导致患者神经错乱、瘫痪、昏迷甚至死亡。1908年,智索公司(Chisso)在水俣市创建工厂,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工厂开始大量生产乙醛等产品。你一定了解过为什么生产乙醛的工厂会造成汞元素污染——高中有机化学的习题中一定出现过这条化学方程式,而它对应的用途正是工业制乙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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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在生产乙醛等工业品时使用了水银作为催化剂,并将未经处理的污水肆意排放。污水中的重金属元素污染了当地的水体,并在鱼类和贝类体内累积,最后随着食物链抵达餐桌并进入人体。水俣病既然是慢性神经系统综合症,就意味着它不止作用于人体——这种疾病在1956年才被人类发现并重视,但大概从1950年开始,水俣市便出现了抽搐并死亡的猫、从天而降的乌鸦和浮在水面上的死鱼。人们不理解原因,自然没有重视,甚至将其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六年后,八名人类患者住院治疗,致死率高达35%的水俣病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当中。

在疫情出现的第二年,熊本县政府向厚生省(Ministry of Welfare,相当于今天的厚生劳动省)询问,是否可以根据食品卫生法案(Food Sanitation Act),禁止水俣港的捕捞与销售,但得到的是“该法案不适用于此情境”的答复。1959年12月,智索公司与受害者之间签订了《慰问金合同》,智索公司会提供一定的慰问金作补偿,但受害人必须就此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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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73 水俣病患者

在合同签订后,水俣病的热度逐渐消退。直到1965年,新泻县水俣病爆发,政府在调查后确认,是智索公司与昭和电工所使用的水银催化剂导致了水俣病的出现。1969年,受害者起诉智索公司。最后,熊本地方法院下达判决,智索公司应当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也许正是因为水俣病对社会带来的震惊,使用汞催化的乙炔水化法在后来的工业生产中被逐渐淘汰,今天取而代之的是相对环保的乙烯氧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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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73320日,在判决后的集会上流泪的病人家属。这一天,熊本地方法院在水俣病法庭上承认了智索的过失责任,作出了全面承认患者主张的判决【时事通信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知名的极端反美、反华份子、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曾在1977年担环境厅长官时,因以“没有预约”为由而拒绝与水俣病患者会面并跑去打网球,在国会遭到猛烈抨击。石原慎太郎因对水俣病患者口出暴言而在舆论压力下向患者低下了他一向不可一世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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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世纪70年代,为自己对水俣病患者口出暴言而当众下跪道歉的时任环境厅长官石原慎太郎。

痛痛病则是由镉中毒产生,最早发现于1912年。镉中毒会使人体骨骼变得脆弱甚至畸形,脊柱与腿部出现剧烈疼痛,甚至失去正常行走的能力;还可导致贫血与肾衰竭。富山县地区的采矿业排出的大量的镉污染了金珠河(Jinzū River)及其周边的农田,导致鱼类死亡、水稻减产。直到1940年后,人们才开始寻找疾病的成因,并将疑问指向了镉元素。而富山县政府的调查开始于1961年,最后明确地将矛头对准了三井公司(Mitsui Mining and Smelting Co. 三井矿业与冶炼公司)。1968年,九名病患及其二十位家属对三井公司提起诉讼。三年后,法院判决三井公司有罪,该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次年被驳回。但这并不是结束,家属得到了赔偿,但土地还没有。截止至今,为了治理污染,日本政府与该企业已经花了400亿日元以上的巨款,来为金珠河流域的表土进行更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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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痛痛病审判期间的游行抗议活动

最后的四日市哮喘病可以说是四大公害中较为“独树一帜”的——污染的载体由水体变为空气,污染物由重金属变成了硫氧化物。1955年,日本开始了将主要化石燃料从煤炭改为石油的进程。后续数年间建成的石化综合设施排放了大量的硫氧化物。有人尝试通过加高烟囱来排解污染,但事实证明这是无效的——伦敦人早就做过,伦敦人也早就失败了。加高烟囱最后只会让污染的受害范围扩大,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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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厂与小学生

居住环境已经非常恶劣,可比这更要命的是,日本那时的医疗及卫生水平同样糟糕。沼池式厕所仍然没有被更卫生的马桶及下水道系统所取代,从1947年开始的婴儿潮更是凸显了医疗资源的匮乏。种种因素相加,造成了极高的婴儿及儿童死亡率。直到1960年仍未降低至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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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60-1965年日本婴幼儿/儿童死亡率(千分计)(数据源:世界银行

在战后经济复苏期及之后的许多年,日本长期保持着奇迹般的经济增速。在和平的前提下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在历史上都应当能成为光鲜的故事。但在这份光鲜的背后,是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是政府对人民的不负责,是社会对金钱的无限狂热,是一个个饱受折磨的家庭所堆砌起的人血馒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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